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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史知今——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唐朝有一位忠臣、直臣（敢于直言進諫的臣子）叫做魏征，在他病故后，唐太宗李世民對著朝臣們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典出《舊唐書·魏徵傳》。

此文的典故本來是李世民因為痛失忠臣而發出的感嘆之詞，主要想表述的是“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但是，現在社會反復提及的反而是“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這一句話。

那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呢？為何人們現在熱衷于研究歷史，從歷史的故事中尋找未來的“答案”呢？

因為現在市場主線混沌不明，宏觀交易邏輯錯綜復雜，大家都在思考未來市場會如何運作。所以，在這個略顯焦慮和浮躁的時代下，我們更加渴望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到一些經驗教訓，幫助我們找到未來市場發展的主線，提高投資的勝率，抓住時代的紅利。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或許也可以“預知未來”。

暗流涌動——二戰后的國際新秩序

兩次世界大戰以后，全球進入到了“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的政治經濟格局中。

雖然整體環境和平穩定，但這其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和變化。

下面，就讓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貨幣方面：1944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元與黃金掛鉤成為全球主要結算貨幣，但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就崩塌了。

此后，美國又通過美元石油體系增強美元的流通性，奠定了其國際貨幣的基礎，但在近兩年里，逆美元化的浪潮再次“如火如荼”，美元的國際公信力再次受到挑戰。

經濟方面：二戰后，為了對抗蘇聯、增強其對于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做了兩個重要的決定。一是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復興”；二是對日本經濟“改造”，使得日本經濟快速復蘇，并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也通過這樣的“援助”手段，獲取到了大量的政治資本和優質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美國通過“廣島協議”讓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資產價格泡沫迅速膨脹并破裂，并最終使得日本經濟“失落”，可以說日本是“成也美國、敗也美國”。

政治軍事方面：眾所周知，1991年前，全球政治格局的主旋律是“美蘇對立”和“冷戰”，而在蘇聯解體后，全球進入“大緩和時代”，國際局勢開始趨于穩定。

但其實細翻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我們發現美國為了獲取戰略資源直接或間接發動引起的戰爭高達數十起，包括但不限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威特戰爭、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

幾乎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會直接或間接引起局部戰爭和沖突。

盛極而衰——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

但即使過去幾十年國際環境紛繁復雜，在表面和平的環境下“暗流涌動”，但是依舊有一條主線貫穿了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那就是全球化。

首先，我們知道，全球化的基本理論依據是——比較優勢。

目前全球按照各國資源稟賦主要可以分為三類國家：資源國、生產國和消費國。

資源國：具備資源優勢，通過向全球提供生產原材料并獲得資金進行再開發；

生產國：具備生產要素優勢（勞動力、土地、技術等），購買資源提供產成品，進行擴大再生產；

消費國：具備大量的市場，同時能夠提供制度和新技術給資源國和生產國。

這三類國家相互分工協作，能夠使得全球整體的生產效率大幅提升，而通過和其他國家的分工合作，這些國家的生產、消費效率也會得到顯著的改善。

可以看到，1970年以來，全球化的進程一直在快速推進，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續上升，甚至一度超過60%的水平。

但事情在2008年以后，就發生了變化！

在2008年以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堅信自由公平的貿易、自由公平的市場是所有國家都應該采納的經濟政策，這也是本輪全球化的最重要根基之一。

但當金融風暴發生在美國金融中心紐約時，金融市場過度自由帶來的問題，讓市場開始擔心，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未必是最穩定的經濟政策。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可以看到在2008年以后，各國政府開始更多參與市場、參與經濟（如新冠疫情后，美國積極救市；SVB危機爆發后，美聯儲迅速反應等），使得經濟全球化變得沒有那么的“自由、公平”。

此外，在2008年后由于缺乏新興技術革命，全球生產要素效率提升緩慢、勞動生產率無法有效提升、導致全球整體的新增有效需求增長有限。全球經濟的增長變得乏力。

在沒有辦法把經濟的蛋糕做得更大的背景下，“分蛋糕”成為全球各國的主要矛盾，如何在一個相對“存量的市場中”分到更多的“蛋糕”就成了各個國家主要考慮的問題。

自此，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全球范圍內開始掀起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加速了逆全球化的進程。

而俄烏戰爭的爆發更是使得“逆全球化”趨勢愈加凸顯。原本俄羅斯是全球最主要的資源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俄烏沖突爆發后，俄羅斯被歐美等發達國家“暴力驅逐”出了其構建的全球貿易體系，隨后頻繁的對俄制裁讓所有國家都明白了，現有的全球化是“歐美的全球化”，只要你拂逆了歐美國家的意愿，這全球化就“容不下”你。

這也使得原本追求“效率”優先的“全球化”發展徹底成為過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各經濟體在小團體范圍內（歐盟、東盟等）的“抱團取暖”——“安全”開始成為了各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

自此，本輪全球化開始“名存實亡”，市場對于“逆全球化”的討論熱度開始上升。尤其是在俄烏沖突爆發后，市場對于逆全球化的討論更是不絕于耳。

不破不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時代

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現在經歷的并非是第一次“逆全球化”，我們有過去的經驗可以學習借鑒。

通過過往歷史的數據的復盤我們可以發現，上一輪全球化的高點在20世紀初，終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化進程。

此后，我們也經歷了幾輪短暫的逆全球化的進程，如兩次石油危機、美日貿易戰等時刻，但其持續時間均相對較短，可參考意義有限。

據國泰君安方弈老師的分法，上一輪全球化進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萌芽擴散期（1844-1858）：先發國家通過由具備技術與產業優勢推進貿易自由化，搶占基礎原料和市場。后發國家憑借低人力成本或資源優勢融入“自由貿易”體系。全球經濟增長提速，先發國與后發國產業位置互補。

2）高速發展期（1858-1877）：先發國家對外推動自由貿易賺取的貿易順差將以資本形勢對外投資，后發國家承接海外產業資本投資帶來的產業與技術外溢。先發國家由進一步提升自身產業鏈位置，并賺取對外投資收益。先發國由于全球貿易中心以及是對外投資主要來源，本國貨幣成為其他后發國家的主要外匯儲備，并主導全球金融體系。

3）結構沖突期（1877-1890）：過度自由化的全球貿易體系通常使得新興經濟體廉價產品沖擊發達國家傳統行業，由此帶來保守主義的回溯（如當下環境）。結構性的產業競爭沖擊會使得發達國家相應利益集團受損，并推動貿易體系階段性向保守化回歸，主要體現為產業貿易戰，或者關稅的結構性改變。

4）全面沖突期（1890-1913）：如結構性沖突并未以一方失敗告終，沖突烈度將進一步升級。隨著先發國與后發國人力成本差距的縮窄，保護主義盡管會帶來效率損失，但卻能切實倒逼后發國技術形成趕超，后發國制造業競爭優勢進一步提升，并由此面臨“全球化悖論”，制造業更強的競爭力伴隨的是市場與原料兩端更大的風險敞口，后發國會更為積極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并主導自由貿易，二者之間的沖突持續加深。

整體來說，逆全球化中的國家沖突本質是后發工業國家與先發國家在產業鏈位置的重疊程度的不斷加大引發的矛盾。沖突將主要聚焦在后發國最為脆弱，也是先發國優勢最顯著的資源與貿易市場。先發國家會利用主導全球化過程中控制的資源品與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即后發國的工業品出口市場）對后發國家實現鉗制。在這一過程中，資源品（能源、糧食）以及貿易市場武器化的趨勢更為明顯。

回顧上一輪逆全球化的全部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后發國家與先發國家的矛盾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調和的。而當時的后發國家（美國、德國）均已超越了當時的先發國家（英國）。而即使經歷了上一輪逆全球化的激烈調整，市場依舊選擇去擁抱全球化，且本輪全球化程度明顯高于上一輪，故我們可以簡單得到以下兩點結論：

一、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下，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像當年的德國、美國一樣獲得勝利；

二、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中的一個階段，是后發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先發國為實現其“安全”需求而對其進行的鉗制罷了。但從全社會發展需求的角度去考慮，發展依舊是硬道理，即我們最終還是會擁抱“全球化”。